震惊中外的“湘北抗战”

湘北的抗战在全国是相当著名的。在湖南，湘北处于抗日斗争最前线，沦陷最早，受蹂躏最深，敌我角逐十分激烈。在这块1.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既开辟了国民党正面战场，又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两块敌后抗日根据地，还有各县地方游击队和群众自发组织的自卫队共达50余支。我军在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下，与侵华日军展开了“一寸山河一寸血”、长达7年之久的生死搏斗，毙伤日军10余万，湘北军民伤亡70余万。战斗之壮烈，大规模会战次数之多，损失之惨重，在全国地市一级也是罕见的。

1938年11月岳阳沦陷，全国抗战即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，从相持阶段至反攻阶段，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从鄂南、湘北先后向长沙发动了4次大规模进攻，这就是所谓4次湘北会战(又叫长沙会战)。前3次进攻先后发生在相持阶段的1939年至1942年问，日军每次出动10万～15万兵力。日军“三犯湘北，直取长沙”其目的是，随着欧战、苏德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，日本更加急于征服中国，结束对华战争，以便抽出兵力进行新的军事冒险，第四次进攻发生在反攻阶段的1944年，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，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遭失败，美国海、空军切断了日本本土与东南亚日军的联系。为了打通纵贯中国的大陆交通线(即平汉、粤汉、湘桂铁路)，与侵占东南亚的日军建立联系，继4月进攻河南之后，5月又大举向湖南侵犯，这次日军投入兵力最大，共达36万之多。

当时，湘北正面战场属薛岳指挥的国民党第九战区。每次战役投入兵力30万左右。国民党部队依凭新墙河、汨罗江等天然防线，以幕阜山为依托，节节进行抵抗；

1939年9月～10月的第一次湘北会战，是欧洲大战爆发以后，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攻势；也是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日军被迫首次放弃侵占的地区，退回到原有阵地的一次战役。9月18日拂晓，日军第六、十三师团向新墙河北岸我军阵地金龙山、斗篷山、小乔岭、铜鼓山等地突然袭击。19日，金龙山、斗篷山两处阵地工事全被敌炮轰毁。守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师胡春华营，誓与阵地共存亡，和敌人相持三昼夜，予敌大量杀伤，最后全营除7名重伤员先期撤出外，其余自营长以下皆以身殉国。第二日，敌人集中炮火轰击雷公山、草鞋岭一带阵地，敌步兵则轮番猛犯。守军第五十二军覃异之师史恩华营，奋起迎战，顽强阻击。23日凌晨，日军在80余门火炮、10余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强行抢渡新墙河，但2次被打退。日军乃集中倾泻炮弹，并残酷地施放毒气弹，守军第二十团大部牺牲。25日，日军3次试渡汨罗江，均被守军挫败，于是日军改变战术突破该防线，一直推进到距长沙30公里的捞刀河。

本来，日军企图通过这次会战打击中国军队主力，引诱重庆国民党政府投降。但出乎日军意料的是，这次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好，给了日军当头一棒。日军还没有攻进长沙，就不得不撤退到新墙河以北原阵地，日军伤亡在3万人以上。当时被新闻界广泛宣传为“湘北大捷”，在国内外影啊都很大。蒋介石在这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了会战的经验，中共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亦作了正面报道。不少西方互方国家新闻记者赶赴湘北实地考察、采访，苏、美、英、法等各国报纸均刊载了消息，对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作了高度的评价。这就坚定了国民党政府继续抗战的决心，也打击了西方国家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。据当地亲见亲闻了这次战役的老人介绍，据守在笔架山的中国军队一个营确实抵抗得很顽强，战斗非常激烈，该营史恩华营长坚决不撤退，以致从营长以下几乎全部阵亡。

但是，1941年9月上旬发生的第二次湘北会战，国民党守军没有打好，损失惨重。由于第九战区“部署失当”，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，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6.74万人。但日军也遭到不小打击，毙伤2万人。其中有的战斗场面十分英勇壮烈，如日军在湘阴县城向国民党第九十九师一个营猛扑，该营在营长曹克人率领下，以“誓与湘阴共存亡”的决心，坚守阵地，顽强抵抗。曹营寡不敌众，除少数突围外，其余均壮烈牺牲。曹营长身负重伤，用手枪射倒几名日军后，被包围上来的日军抓捕。曹营长大义凛然，痛骂敌军。敌军恨之入骨，将其四肢用铁钉钉在墙上，剖开胸膛，淋上煤油活活烧死。1984年，湖南省人民政府已追认曹克人为革命烈士。

1941年12月～1942年1月的第三次湘北会战，吸取上次战役的教训，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。日军陷入重重包围，损兵折将，十分惨重，共被毙伤5.6万余人。日军也不得不承认是场“苦战”，动摇了日军心士气。战役尚未结束，中共《新华日报》就发表社评，满怀热情地称赞战役的胜利，详尽论述了它的国际意义。这次会战既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，鼓舞了全国人民；又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，美、英等国军队节节败退的形势下，同盟国惟一取得胜利的战役，对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，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和强烈的国际反响。苏、美、英、法等各国记者又一次到长沙和湘北战地参观、采访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评论：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，“同盟国军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，是中国军队的长沙大捷!”伦敦《每日电讯报》报道说：“值此远东阴雾密布中，惟有长沙上空之云彩，确见光辉夺目!”美国陆军、海军都发来贺电，并发表告中国人民书，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。美国总统罗斯福因太平洋战争屡屡失败而忧郁的心情此时豁然开朗，他十分激动地赞扬说：“……中国武装和非武装的人民……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使所有联合国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都受到了激励……”

宋美龄于会战后不久，即1942年4月23日在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上发表文章，特别指出新墙河作战中王超奎营的英勇事迹，以证明中国将土即使被日军包围，弹尽援绝，也总是战斗到最后，宁愿牺牲生命，也不逃跑。从此，一条默默无闻的新墙河也就在世界上闻名了。

时间已经跨越半个世纪，笔者到岳阳县新墙镇相公岭去寻访抗日旧战场，原以为那里的老百姓早已淡忘了那段硝烟战火，出乎笔者意料的是，上了年纪的人，甚至年轻人，都知道宋美龄所表彰的四川人王超奎。有位老人告诉笔者，战后曾在相公岭立有一块一米多高的纪念王超奎的青石碑，后来石碑被挖倒，尚留在一村民家中。笔者按老人提供的线索找到那家村民的菜园，寻来寻去却一无所获，感到很遗憾。但刻在人们心中的纪念碑是永远抹不掉的。1988年，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王超奎为革命烈士。

1944年夏发生的第四次湘北会战，是长衡会战的前期作战。如前所述，这次会战，日军的战略目标是为了打通纵贯中国的大陆交通线，因而兵力大增。兵分三路，由鄂南、鄂西两翼配合临湘、岳阳一路主力，向南作钳形突击。敌人的部署和兵力变了，而国民党第九战区兵力来增，仍按过去三次会战的作战部署未变，企图依凭新墙河、汨罗江等河川逐次抵抗，消耗敌兵；主力退入外线，待敌进至长沙地区再与之决战。5月27日黎明，鄂南之敌自崇阳直扑平江。入夜，主力向新墙河南岸发起攻击。鄂西敌人也同时由华容向沅江进犯。驻守在新墙河、南江桥及其以南地区的中国军队为杨森部。日军主力未遇多大抵抗，迅速击破新墙河、汨罗江防线。6月19日占领长沙，8月8日攻陷衡阳，9月沿湘桂路进入广西，12月攻占贵州的独山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得以实现。中国军队节节败退，损失了大片国土，至此岳阳地区全部沦陷。

对这次战役的结局，人们看法较一致，，但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时，有的多归咎于军事，有的则认为要从政治上、军事上全面考察。第九战区长官部检讨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，则都是从军事角度进行分析的。应该说，这次溃退，是国民党当局坚持片面抗战路线，奉行观战、避战的消极政策所导致的恶果，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政治上、军事上的腐败。尽管如此，这次会战中广大爱国官兵是英勇悲壮的，是值得歌颂的。日军不但没有达到它所企求的战略目的，反而使自已战线拉得更长，兵力更加分散，战略态势更加不利，这样就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军民的反攻更处于有利形势，仅过一年多，日军即被赶出湖南，赶出中国!

（来源：岳阳市情网　 文/唐华元）